…… 1967年夏天，一位叫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长发诗人把这种愿景写成了一首无韵诗。穿行在海特—阿什伯里区的街道中，他将自己的诗作派发到行人手上，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慈爱的机器照管一切 我在幻想, （希望越早实现越好） 一个自动化的草地， 在那里， 动物和计算机， 在相互编程中， 和谐共存， 就如碧水， 倒映蓝天。 我在幻想， （此时此刻！） 一个自动化的森林， 满是松树和电子元件， 群鹿悠闲地漫步， 走过计算机， 似乎那是野花， 绚烂绽放。 我在幻想， （必须如此！） 一个自动化的生态， 在那里，我们无需劳动， 回归自然， 回到我们的动物兄弟身边， 慈爱的机器， 照管一切。 正如布劳提根在诗里提到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的一些骨干分子，特别是返土归田的那部分人，已经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流行于冷战时期研究领域的系统论。但是这两个世界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一个致力于批评冷战时期官僚机器的运动，为何会为激活这种官僚机器的社会化技术观大唱赞歌？为什么说，反主流文化的公社主义理想早该以这种方式融入到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当中，以至于30年后的90年代末，互联网能够作为青年革命复活的象征出现在众人面前？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看一看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传记和“全球网络”的历史。 本文摘自东西文库图书《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 电子版字节社有售：http://tangcha.tc/books/744 纸质版即将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订阅上架提醒：http://welib.us/fctc